关于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几点思考
全国人大常委会自2008年起启动了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的修订。然而，直到2009年10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对《国家赔偿法》进行第三次审议之后，由于代表们在许多问题上仍然达不成一致意见，人大常委会决定修正案草案将在作进一步讨论后继续进行审议。其中，精神损害赔偿是国家赔偿法修正案中最受争议的一个大问题。笔者拟就该问题进行一番探索，以期对完善我国国家赔偿法有所裨益。在笔者看来，有如下三个主要问题制约着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。一、对于精神损害应否给予赔偿目前，在国家赔偿法中，缺失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。尽管精神损害给予赔偿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，符合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，得到社会的认可，但是没有法律的确认与支持，不仅名不正言不顺，也无法很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为此，笔者建议将精神损害纳入到国家赔偿范围内，规定“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情形，致人精神损害的，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，为受害人消除影响，恢复名誉，赔礼道歉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”。这样立法，既是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，也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要求，既有利于保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也有利于国家赔偿法修改和法律实施效果的最大化。二、如何确定赔偿标准当前，如何确定赔偿标准，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，是争议的焦点。首先，它的确属于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。一方面，如果不确定或者模糊确定赔偿标准，将有可能导致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和数额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，或者在不同职业、不同身份的当事人之间有所差别，从而间接导致公民之间的不平等对待。另一方面，如果对赔偿标准加以明确规定，有难以适应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，使得赔偿数额在某些地区显得过低而在另一些地区又无力支付。其次，当前世界上尚未一个国家能够制定一个统一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，无可借鉴的经验，属于一个摸索前进的立法问题。从短期来看，有学者认为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十条进行确定。[1]在笔者看来，当前在司法实践中确定赔偿标准，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由司法解释予以明确，标准可以参照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，但应当高于民事领域的标准。理由是当前国家赔偿标准太低，受害人所得少得可怜的赔偿金不合常理，当事人难以接受，如果有限的赔偿额仅仅能体现在一定程度上的抚慰而已，连起码的损害补偿都无法实现，然而，论财力，国家集全民之力，大于任何一个企业法人和个人。论诚信责任，国家也应当担当表率。论国家行政权、司法权是垄断性权力，民事权利当事人可以选择，而国家行政权、司法权，当事人不可选择，必须接受，国家要提高自己的公信力，要提高威望，就更要表现出勇于承担，法律是道德的底线，国家赔偿法我们认为是法律的底线，规定得不好，会严重影响公民对国家的信任度。最高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办公室主任刘志新曾感慨：“当一个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老百姓拿到国家赔偿金后，那种悲喜交集的情感是难以形容的；那种对法律信任的恢复、对党和政府信任的恢复的情景是引人深思的；那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的社会效果是难以估量的。”[2]因此，精神损害赔偿应当具有较高标准。从长远的角度来看，要确立一个成功的赔偿标准。如何摸索一个成功的赔偿标准，在笔者看来，立法者只有统筹兼顾，开放立法过程，依靠多主体的沟通交流和商谈论证才能凝聚共识，才能形成一种能够得到各方接受的合理制度期待，其与现有制度间的差距。这是由于立法是一个开放的商谈、论证和公平博弈过程，只有当不同利益主体能够参与其中，平等对话，只有当司法部门、学术界、社会公众等各种角色能够各抒己见，反复讨论，经过几上几下，才能逐渐形成修正共识，这种修正才能统筹兼顾专家的理性判断优势和公众的价值判断优势，统筹兼顾公民的权利保障诉求与国家机关承担赔偿责任的限度，确立一种能够得到普遍接受的赔偿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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